华能信托17亿资金遭“信保贷”骗局，涉徽商银行、中国人保

近日，据经济观察报报道，一桩横跨六年、牵涉央企信托、上市银行、头部保险企业的巨额骗贷案，于2025年7月进入庭审收官阶段。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庭审中，深圳兴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迟金龙当庭认罪认罚——其主导的“信保贷”骗局，已导致超17亿元信托资金至今无法收回。

与迟金龙面临刑事追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位关键涉案者：曾以80亿元身家登上“胡润全球富豪榜”的世纪华通原董事邵恒。司法材料显示，邵恒团队通过“冒用人头”方式骗取贷款12.7亿元，最终造成金融机构实际损失4.2亿元，但他却在2025年7月收到了贵阳市观山湖区检察院的《不起诉决定书》，免于刑事处罚。

这场最初被标榜为“风险共担、多方共赢”的金融创新合作，为何会沦为内外勾结的资金骗局？随着庭审细节逐步披露，这起大案背后的行业漏洞与监管难题引人关注。

从合规创新到利益输送

2019年6月，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华能信托”）与徽商银行（03698）签署《信托贷款资产管理服务协议》，启动“信托募资+银行放贷+保险担保”的“信保贷”业务。

按照设计，华能信托通过“金盈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募集公众资金，徽商银行负责贷款全流程管理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（下称“深圳人保”）承担违约赔付责任。

然而合作落地的关键环节已暗藏玄机。

司法材料显示，徽商银行“信保贷”业务负责人张川、刘成辰未通过正规渠道筛选合作方，而是直接将深圳兴睿科技实际控制人迟金龙引荐给华能信托。

迟金龙随后通过广北融资租赁实际控制人曾向璇，联系到时任深圳人保车险直属支公司总经理邓椿。经四方沟通，华能信托与深圳人保于2019年6月25日签订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业务就此启动。

这场看似合规的合作背后，实际已形成完整利益输送链条。

邓椿默许迟金龙获取盖有深圳人保公章的《金融机构贷款损失信用保险合作方案》，为后续伪造保单提供便利；张川、刘成辰在收受迟金龙476万元贿赂后（刘成辰400余万元，张川76万元），全面放弃风控审核职责——不仅未核实借款人真实身份与借款意愿，更违规为虚假“借款人”开立账户并关闭短信通知功能，导致数百名“被贷款人”对名下贷款毫不知情，制度设计的防线在权力寻租面前形同虚设。

从首笔“人头贷”到富豪涉案

迟金龙的骗贷操作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，他以年利率7.5%的成本从“信保贷”获取资金后，额外加收0.5%-3%手续费转贷给下游用户赚取利差。

按照邓椿“第一笔业务须定向发放”的要求，迟金龙从曾向璇提供的资料中挑选321名“人头”，伪造2500万元借款申请，最终通过徽商银行审核获得2512余万元贷款。这笔资金被归集至曾向璇账户用于经营与挥霍，至今未归还。

更大规模的资金挪用来自世纪华通原董事、胡润富豪邵恒的团队。1985年出生的邵恒曾以80亿元身家位列2020年“胡润全球富豪榜”第2276位，其通过出售游戏公司“七酷网络”成为世纪华通第二大股东。

据检方指控，2019年邵恒为实际控制的中拓商业保理公司融资，安排员工宋云飞“支付好处费购买人头信息”，收集200余人身份资料，为关联企业无锡玖城二手车公司骗取贷款。

司法材料显示，邵恒团队通过该方式共骗取贷款12.7亿元，截至案发仅归还本金8.3亿元、利息0.2亿元，造成4.2亿元实际损失。

随着2020年底下游还款能力下降，资金缺口持续扩大，迟金龙采取“以新还旧”策略，重复使用信贷人员信息申请新贷，甚至安排下属冒充深圳人保工作人员与华能信托沟通，刻意掩盖风险真相。

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直至2021年11月才彻底暴露——华能信托通过徽商银行代销的“金盈30号”第49期信托计划到期，5亿元本金无法按时兑付，且未对外发布任何说明公告，引发投资者集体诉讼。

迟金龙待判，邵恒不起诉

2023年2月，华能信托向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报案，同年4月警方立案侦查，迟金龙、张川、刘成辰等人陆续被刑事拘留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案件关键参与者邓椿与许浩强（邵恒下属）均在案发前去世，导致部分核心证据链断裂，给案件调查带来阻碍。

2025年6月至7月，迟金龙案一审开庭，检方以“骗取贷款罪”（涉案17亿元未收回）与“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”（行贿476万元）对其提起公诉，鉴于其当庭认罪认罚，检方建议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，目前案件尚未宣判。

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邵恒的司法结局。2025年7月10日，观山湖区检察院对邵恒作出《不起诉决定书》，理由包括：经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案构成自首；自愿认罪认罚；案发后主动退缴赃款4亿元（其中1.5亿元已发还华能信托）；名下3.4亿万股世纪华通股票被冻结，具备持续退赔能力；且无犯罪前科，社会危害性较小。

机构违规背后的风控溃败

徽商银行近年频发的风险事件与违规问题，凸显其在合规管理与内部控制上的深层挑战。2024年曝光的“信保贷”骗局涉案金额达17亿元，其中首笔2512万元“人头贷”因虚假借款人信息未被有效识别顺利过审，导致数百名受害者在不知情下背负贷款，暴露出技术风控环节的明显缺陷。

监管记录显示，该行违规问题呈多地域、多领域蔓延态势。2021至2024年间，总行及分支机构累计收到28张行政处罚单，罚没总额达2279万元。2023年12月，安徽监管局一次处以395万元罚款，直指其“管理不到位，多家分支机构违规向虚假项目提供融资”。2024年违规态势持续升级，全年罚没金额达2135万元，涉及16张罚单，其中合肥宁国路支行因流动资金贷款全流程管理缺陷被罚550万元，南京分行因“与身份不明客户交易”等七项违规被罚350万元。2025年截至8月，该行又新增19张罚单，罚没金额超500万元，信贷风控漏洞尤为突出：池州分行因信贷资金违规回流被罚30万元，芜湖政务区支行因贷前调查不审慎被罚35万元，宣城宁国支行因固定资产贷款管理问题被罚30万元，安庆分行则因“贷款三查未尽职、违规放贷”等多项问题被罚117万元，成为年内单笔最高罚单。

数据治理问题同样显著，2025年5月，淮北分行因“监管数据不真实、不准确”被罚41万元，时任小企业银行部负责人张方远同步被警告并罚款6万元，反映出数据管理环节的内控失效。

更为严峻的是高层腐败形成的连锁反应。2021年以来，三任董事长接连被查：首任董事长戴荷娣在2001至2019年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超1500万元，在贷款审批等方面为他人谋利，2022年5月被判有期徒刑12年；继任者吴学民因“靠金融吃金融”，利用融资审批权进行权钱交易致国有资产重大损失，2022年3月被查处；第三任董事长李宏鸣在2007至2016年任职期间非法收受财物9085万元，在贷款发放中滥用职权，2024年5月一审被判14年6个月。2024年1月，前副行长高广成因涉嫌受贿、违法发放贷款罪受审，其违法行为与贷款审批乱象形成呼应，进一步揭示该行治理层面的系统性混乱。